燕安墨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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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安散文

地下学习记

发布日期:2011/11/4 10:10:28阅读次数:字号:
 
记得上小学时,我曾得到过一本属于奖品的连环画,是高宝玉写的《我要读书》,画是华三川画的,画得非常好,至今每一幅画面还清晰的留在我脑子里。此书讲的是高宝玉小时候因为父亲去世,家境贫寒,上不起学,小小年纪就去放羊。但他非常渴望上学,便每天在放羊的时候,悄悄站在村头小学校教室窗下听老师讲课,然后蹲在地下用树枝在地上写字,竟也学了不少字。一日,被老师发现,问他为什么不来上学,当得知原因后,这位善良的老先生来到他家,请求高宝玉的母亲让高宝玉来上学,不但免去学费,还送给高宝玉一本课本。第二天,高宝玉在母亲的带领下高高兴兴地上了学。可好景不长,只读了几个月的书,因地主逼债,家中无法偿还,作为抵债,高宝玉不得不又去给地主家放羊。高宝玉流着眼泪向老师告别,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。这本书教育我们要痛恨万恶的旧社会,感谢党和毛主席,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,让我感动流涕,终身难忘。但万万没有想到,不久,我也遭到了少年失学的机会。
1965年,我正在上初一。我所上的中学是当地最好的一所重点中学,且在那里我的成绩也很出色。当我正做着考名牌大学的美梦时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紧接着停课了,那时候我年龄小,总以为最多几个月就会重新上课。我一直保存着课本,不时翻一翻,复习复习。然而几个月过去了,并没有复课的消息,一年过去了,还没有复课的兆头,两年过去了,好不容易等来了复课的机会,我心里暗暗高兴。虽然复课后并不是老师讲课,而是高中学生给我们讲课,也着实让我们兴奋了一阵。可是好景不长,很快所有的在校生被分配去了农村、农场和工厂,叫“接受贫下中农、工人阶级再教育”。我还算幸运进了一家小工厂,做了一名小学徒,那年我刚刚16岁。从此便失去了上学的机会,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重担。
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整日筋疲力尽,可渴望着重新上学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停止。多少回梦里我又重新回到学校,坐在了原先的教室里,醒来确是一场空。上学的念头像小虫子一样白天黑夜的 咬着我年轻的心。我不明白,革命先烈们,其中有我的祖父、舅舅,前仆后继,浴血奋战,换来的难道是让下一代不能够接受完整的教育?我不甘心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辈子。于是我走上了一条极其艰难的自学之路。那时候学习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,弄不好要挨批的。所以学习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。一同分在一个厂的高中生伟华姐主动做了我的老师。白天上班,到了晚上,伟华姐就来到我家教我中学的数理化课程,常常一学学到深夜。那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被下放到农村或干校劳动,家里只剩下我和12岁的妹妹,伟华姐就住在我家。伟华姐——这位外号被称为居里夫人的六七届高中生曾经怀远大抱负,“文革”也断送了她的前程。她教我教得认真,我学也学得投入,学习进展得很快,我们彼此都有几分成就感。伟华姐还常向我介绍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和名著,我们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阅读,讨论。于是我知道了巴尔扎克,知道了托尔斯泰,知道了司汤达,知道了契科夫,读完了一本又一本的名著。那段日子过得紧张而又充实。好多年以后上了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,  
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把中外名著几乎都读过了。这些名著对后来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这样坚持学习了两年多,学完了初中课程,高中一年的课程也已经学得差不多了,可那时伟华姐已有了男友,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不久准备要结婚了。再不能天天来教我了。没了老师我的学习不得不停下了。再说上大学的机会总也轮不上我,以后怎麽办呢?想起我的画还曾经参加过全国少儿画展,学不成数理化,那就学画吧!放下了数理化课本,买来画具,我又开始学画了。
∫学画也不容易。那时候,除了毛选、鲁迅文集,书店里见不到什么书,大部分都被当做“封资修”的东西封存了。石膏之类的东西更可能见不到。好在我保存了几本“文革” 前出的教画速写、水彩的书,它们成就了我的启蒙老师。那时候大街上兴画大宣传牌,搞美术的人站在高高的架子上,用广告色或油画色一画就是一天。这种看画画成了我最好的学习机会,也还真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。后来,市文化馆、省报社相继举办美术班、创作班,因我常在厂里办壁报就被派去参加。到了美术学习班,我似乎如鱼得水,有了老师面授,我提高很快,一幅幅作品不断展出发表,给我极大的鼓励,我越发努力了。
1976年,“四人帮”被打倒了,随着全国学习热潮的高涨广播电视开始教英语了。上初中时我学的是俄语,以后没人教,已经生疏了。我下决心自学英语,从字母开始,那年我26岁。电视英语授课时间是上午11点半,单位几个英语学习者自发地凑到了一起,到了时间便钻进库房保管员的屋子,靠那里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学起了英语,一边听课一边做笔记,现在回想起来,后来我的视力急剧下降可能与那个黑房子学习有关。那时我工作的单位是市文化馆,人们很散漫,工作时间一张报纸一杯茶是常有的事,没什么任务时,甚至下棋、打扑可也无人问津。可偏偏有那麽两个“知识分子”知道我们学习心理不平衡,一个劲地打小报告,搞得鸡犬不宁。于是我们的学习不得不转入地下。我们不时变换着地方,尽量地放小声音,课本都严实地藏好,与搞小动作的的人快乐地周旋着。转入地下后,我们的学习热情不减,反而更加高涨。这段学习经历为我日后考研奠定了英语基础。我的一位学友后来成为一所中学的高级英语教师。
1982年,我刚刚从西安美术学院进修回单位,文凭热像一股寒流袭来。老三届及其后来几届高中生都被规定必须重新参加几门主课的考试,否则连原先的初高中学历都不承认,并且不能继续升工资,甚至不能在某些工作岗位上工作。我原本满腔热情地想在刚刚学了的国画方面继续钻研,却不得不重新捡起又疏远了的数学课本。那段日子,我们这些被“文革”耽误了学业,且又在工厂农村付出宝贵青春的老大不小的人,像一块用脏了的抹布,又被踩在社会最底层任人践踏。一些荒诞的“文革”我们做了无辜的牺牲品,这时我们又被当做替罪羊遭人作践。我们被人称为“文盲”,像翻烧饼似的反复地被考试。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懑,多少年来我梦寐以求地想上学,被所谓的招收工农兵大学大学生的诱饵一次次的戏弄,而今却把没有上学的过错推到了我们的头上。我将满腔激愤化作动力,终于考了优异成绩,最低的数学分数也是89分,其他都是九十多分。由于优异成绩,我被推选参加时尚的表彰大会,在会上我发言道:本来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,应该取得硕士学位,博士学位,在这儿庆功,而今考了个初中却来庆功,真感到羞耻!我发问道:这究竟是谁之过?
为了圆我的大学梦,不久我上了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了一名自考生。可上电大又遭一些人的反对,我不得不将学习转入地下。上课好办,除了辅导课,几乎都是业余时间,但考试就得占上班时间。于是每逢考试,我不得不请事假或病假。丈夫常戏称我是“地下学习者”,让我日后将这段经历写下来。后来我见到小学语文课文里有一篇课文《秘密学习》,讲的抗日战争时期,在日寇占领区,一群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秘密学习的事情。孩子们以青纱帐为掩护,轮流放哨,遇到敌人来,赶快将书本埋在地下,敌人走了再坚持学习。我的地下学习。我的地下学习经历也非常有趣。那时我一个人一间办公室,没什么事时可以看书学习,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只要有人进来,我就得赶快把正看着的书藏起来,装着看报,以掩人耳目。我的身上常常装一些小纸条,随时可以拿出来背诵。排队买东西,开会前几分钟,甚至入厕的时间都是我学习的好机会。上电大第二年我生了惟一的孩子,生产前几日,医生要我住院,为了不耽误考试,我硬是坚持不住院,每日静坐在床上复习,到考试丈夫用自行车推着我进入考场,考到最后一门时,坐在考场上,腹部一阵阵痛,我用手按着腹部,心里默默地说:孩子,等等,再等等,让妈妈考完试再出来。硬是咬着牙坚持考完。一出考场,心里一下轻松了,第二天一早我被送进医院,当天便生下了孩子,坐完月子,接着又继续学习,同学们戏称我是用计算计算的时间生了孩子。有了孩子,上学更困难,我常常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读书,日后我还以自己原形搞了一幅创作。三年时间里,我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,一门门地考过了14门课。当我拿到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别业证书时,感慨万分,真不知道酸甜苦辣究竟是什麽味!
两年后,我考上了研究生,终于成为一名正式学生。从少年失血到我考上研究生整整经过了20年,最终总算圆了我的大学梦。而今我把这段地下学习的经历写成文字,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再重蹈覆辙,愿为天下的少年儿童都有学上,都有书读!